求一篇形势与政策中美关系论文1500字

1. 求一篇形势与政策中美关系论文1500字

中美关系走向——形势与政策试论文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
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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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走向——形势与政策试论文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
  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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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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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走向——形势与政策试论文x0d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 *** .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 *** 等,其中 *** 事关中国的 *** 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 *** ,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x0d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x0d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x0d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 *** 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x0d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x0d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x0d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x0d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x0d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x0d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x0d“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x0d“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x0d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2,

5. 《形势与政策》论文

要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农村女大学生是就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界的因素。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难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还将造成基础教育的恶性循环等消极的社会影响。针对这种情况，高校和学生自身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农村；女大学生；就业；成因；对策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就业体制的转换，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由于近年来我国高校女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女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而这其中还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农村籍女大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对农村女大学生就业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女大学生就业情况不好和非常不好的共占90.80％，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就业形势普遍不乐观。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排名依次是专业、性别、外貌、家庭出身及国家政策，家庭出身成为影响女大学生就业的第四大因素。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对父母、亲属等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男大学生。据统计，在已签约的女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认为自己能找到工作与父母亲朋的帮助分不开，而在没有签约的女大学生中，农村籍女大学生比城市籍女大学生要多。相对于男大学生和城市籍女大学生。由于性别和户籍差异等因素，农村籍的女大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几乎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就业群体。 
   
  一、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分析 
   
  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具有普遍性，如劳动力总量供给相对过剩；高校扩招；高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与市场供求出现错位；劳动力买方市场下女性就业时面临的性别歧视；等等。本文着重分析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难特有的原因。 
   
  (一)自身原因 
  1 人际交往和自我表现等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信息来源少。农村女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是弱势家庭出身和经济背景带来的负面效应。受到家庭和传统教育经历的影响，许多农村女大学生比较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大学期间往往将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当中，用于社交的时间比城市的女生少。加上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交往的主动性不够，她们的交往大多仅限于同班同学、老乡等比较狭小的圈子，相比之下，来自农村的男大学生可能会有意识地扩大自己的交往圈。择业过程中信息渠道相当重要，交往能力强的人占有明显优势。狭小的交际圈使得她们在找工作时的信息渠道较之男生和城市女大学生要少得多。 
  2 缺乏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选择过于单一。农村女大学生没有社会关系可资利用。有一调查表明，缺少社会关系网已超越工作经验、能力、应聘方法、技巧等因素跻身成为在求职过程中最困扰农村女大学生的因素。高达62.12％的受调查者承认缺乏社会关系网是农村女大学生的一大劣势。 
  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城市籍女生在毕业时有多种选择，就业可求助父母、亲友，还可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出国、自主创业等途径。农村女大学生没有社会背景，也没有财力出国，即使是创业，也面临资金来源的困难，她们的选择或是考研继续深造(特别贫困的学生实际上连继续深造都不可能)，或是毕业后单枪匹马到人才市场去应聘。由于经济条件差，她们在求职时不能过多投入，很多人甚至无力承受就业带来的各种消费。不得不承认，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是农村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一大劣势。 
  3 外语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偏低。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和所享有的教育资源远比不上来自城市的女生，农村女大学生的外语，尤其是口语能力较弱。我国的学生动手能力普遍较差，而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由于其生理、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使得她们在实践能力方面又欠缺很多。 
  另外，受传统思想影响，部分女大学生缺乏进取竞争意识，认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一部分农村女生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将课余时间用在服饰、化妆、美容上，注重穿着打扮等。她们较少读报，不关心时事政治，对参加校园活动和担任学生干部不太热衷，忽略了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在部分城市女大学生中也同样存在。综合能力偏低导致农村女大学生自信心不足而在应聘中容易处于被动。 
  4 部分农村女生期望值过高，高不成低不就。农村女大学生一般都是同伴中的佼佼者，父母眼中的“凤凰”，这使得她们潜意识中有一种自负的心理。父辈的期望使得她们更偏好“体面”的工作，愿意选择稳定、舒适、待遇好的单位，不愿到条件较差的基层锻炼。据有关调查表明，78％的贫困女大学生倾向于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和大都市，都市情结、白领情结成为不少贫困女大学生的思维定势。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的适应能力较弱，闯劲不足，不愿意或不敢独自打拼，很多人宁可选择一份低收入的稳定工作也不愿去冒险，没有勇气和信心到高收入、高风险的行业中去工作。 
   
  (二)外部原因 
  1 现有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歧视性政策加大了地区和城乡差别，加剧了农村女大学生就业的压力。我国的人才流动往往是单向流动，即由大城市往小城市、农村流动容易，反之极为艰难，生源地成为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调查，将近七成(69％)的大学生认为本地生源很重要。外地生源的大学生，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就业会受到种种限制，这对于农村女大学生来说，就业空间由于户籍的原因被限制。加之某些省市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如有的地区公务员考试对于本科生只限本地生源报考，无形中减少了农村女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再如“本地优先于外地，男生优先于女生”的不成文规定更是对农村女生明显的排斥。 
  2 用人单位的排斥。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私营企业对农村籍女生存在不公正心理，在面对同等水平的两名应聘者时，他们一般会更倾向于城市籍的毕业生，认为他们适应能力更强，社会关系多，对企业潜在的贡献会更大。 
   
  二、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难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就业难使农村籍女大学生就业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不利于女性的独立、自强 
  在屡次面试求职失败后，农村女大学生自信心以及就业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她们会更多的内归因，过分地寻找自身的缺点，加剧了就业自卑和消极心理。在就业无望的情况下。农村女大学生转而寻求其他的途径，一部分人考研，继续深造，这也是高校女硕士、女博士比例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能解决她们的根本问题，反而使她们的就业门槛越来越高。 
  另一部分人可能会放弃原来的追求。转而依靠男性。近年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在高校抬头。毕业生中还出现了“急嫁族”。不少女大学生开始相亲、征婚，甚至走进了婚姻介绍所。据武昌某婚介所人员介绍，前往婚介所征婚的女大学生中，经济条件多半不很好。如一名师范院校的农村籍女生，由于家庭贫困，大学读了几年还一直欠学校的学杂费。她对另一半的年龄没有作特别限制，但要求“条件好，愿意出手帮助”。她认为即使找到了工作，薪水也不会太高，完全靠自己打拼去还债、买房实在太难。就业压力使得女大学生择偶观逐渐功利化，“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心态既有违道德准则，又背离爱情的本质，不利于女性的独立、自强，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长此以往女性的整体素质必然会下降。二)农村女大学生就业难将造成基础教育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城乡差别 
  农村女大学生就业困难，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和发展，在更深的层面上，将挫败农民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导致基础教育的恶性循环。对于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说，供养子女上大学相当不容易。农民之所以不惜血本投资教育，是希望获得回报。希望子女毕业后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变家庭命运。因此，高学历的农村女大学生就业情况将直接影响周围其他农民投入教育的积极性，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下，农村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之不易。只有让农民看到高等教育给个人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种种改变，才会有更多的农村家庭为女孩进行教育投资。如果她们在花费这么高的成本读完大学之后还是不能顺利就业，就是对农村地区教育投资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她们的家庭就会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价值产生怀疑，对教育失去信心。从而减少对教育的投资，这会使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农村女性处境更为不利，极有可能造成更多的农村女童失学，导致基础教育的恶性循环，教育无法实现事实上的公平，进而加剧了城乡差别。 
   
  三、解决农村女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对策 
   
  农村女大学生的就业困境是在女性就业难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消除性别歧视不仅需要转变观念，还需要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如改革原有的生育保障制度，将妇女的生育价值补偿从企业中分离出来，由社会承担并补偿；用人单位完善劳动力素质测评手段，改革户籍制度；等等。制度的变革涉及到各方的利益，难以一蹴而就。就高校和大学生来说，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目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加强自我认知。明确自我定位 
  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农村女大学生要自立自强，认清自身的优势，确立自信，针对劣势，提高综合素质。其实农村女大学生有其独特的优势，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踏实认真，学习成绩好、不好高骛远、抗挫折能力强等，尤其是工作后经过一段适应期，她们的优势就会得到明显发挥。 
  农村女生不要过于强调自己来自农村，而产生自卑心理。其实，除了家庭背景，其他能力方面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弥补。农村女生可针对自己的弱项，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锻炼和人交流的能力，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在平时的学习中，不仅要注重理论课的学习，还要多关注时事，开阔视野，尤其要注重实践能力的提高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实践证明，尽管有性别歧视，自身实力强(如心态好、开朗、善于利用外界信息、善于沟通)的女大学生在就业中仍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 
   
  (二)高校有针对性的指导、培训是改变农村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重要途径 
  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应针对农村女大学生就业进行技巧、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已经有学校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启动的“提高农村女大学生就业素质培训项目”，通过大范围的讲座唤起女大学生们的注意，及早着手准备；通过小规模的培训改变她们的自卑和消极心理，明确她们的自我认知和就业方向，提升她们的就业能力。 
  高校的就业指导和培训应从“大一”就开始，为农村女大学生提供实践和实习的机会，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指导她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请一些成功就业的农村大学生传授经验，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在求职前对女大学生在形象礼仪、个人简历设计、面试技巧等方面进行专门的指导和培训。 
   
  (三)政府的扶持 
  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前，政府首先应废止一些限制外地生源的歧视性规定，可组织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等，给农村女大学生提供平等的就业环境

6.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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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论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中新网6月4日电 美国《侨报》当地时间3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美经济共生互利关系已难切割，那种总以“阴谋论”看待对方的做法，实属意气用事，损人害己。
 文章摘录如下:
  
  
 今天(美国时间3日)，有多条美中经济关系的新闻引人注目。
  
  
 首先，国务卿希拉里和财长盖特纳发表共同声明:首次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将于7月份的最后一周在华府举行。
  
  
 其次，美国贸易代表柯克首次阐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强调加强对华关系，扩大对华出口，可以为美国增加就业。
  
  
 第三，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拟增持摩根士丹利12亿美元普通股。
  
  
 第四，破产重组的通用汽车可能将悍马品牌出售给中国民营企业四川腾中重工。
  
  
 头两条官式新闻体现了金融危机、经济衰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认识到中国作用的空前重要，意识到对话接触比指责说教更能打动中国人。
  
  
 盖特纳刚访华归来，外界评论这位28年前的北大中文学生，比他的前任“中国通”鲍尔森身段更软、姿态更低。他在华期间两次用中文说的“同心协力”，与希拉里的“同舟共济”异曲同工。就连一向对华厉声批评的议长佩洛西，到中国走了一圈，语调竟变得温文和蔼，不谈人权，只谈气候变化合作。
  
  
 后两条企业新闻，更是突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业合作超越冷战思维的必要性。尽管中国国内批评增持美元资产的呼声高涨，但中投依然增持摩根士丹利，不是为了取悦美国人，而是看好这个世界一流投资银行在金融风暴后的盈利前景。
  
  
 急于“瘦身”以摆脱困境的通用汽车，将悍马品牌售给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生产，既给美国留下3千个就业机会，又为悍马将来更多进军中国市场铺路。两厢情愿、两全其美。
  
  
 由此可见，美中经济上的共生互利关系已是难以切割。那种总以“阴谋论”看待对方的做法，实属意气用事，损人害己。(余东晖)

8.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美国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想通过这种武力的宣扬，表明美国还控制着世界，控制着事态的发展，其有意愿，有能力，在世界的任何一点上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即便现在身陷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 中国的目的：相较与过去大礼包的方式，现在送的礼包小了，而且中国也举行了大排场的军事演习。这些都说明中国已经成竹在胸，美国的各种伎俩已经使用过多次了。这次中国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似乎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判断——实在不行咱就玩大的。 美国的张狂其实是，心虚的表现。而现在中国的表现，如果没有分析错的话，应该有着面对最坏结果的准备。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冲突。 在中美斗争的这几十年中，中美的融合也是巨大的。美国现在这个处境，除了发动战争转嫁经济危机，就剩了美元贬值或者找一个冤大头将它的债务转嫁出去——也就是再弄出一个广场协议一样的东西。指着美国用劳动将美国的国债还清，先不要说美国没有这个吃苦的精神，就是有吃苦的精神，也没处赚去。所以用几千人或者几万人的生命结束全国的债务，何去何从，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判断。 至于中国，除了战争的手段，还有抛美元的手段，至于其他的手段，微乎其微。似乎面对西方的联合起来的攻势也作无能为力状。但是归根结底，一切的问题根源还是在中国自己的手里。只要中国有决心，敢于承认在某些方面的失误和错误。勇于改正，西方式奈何不了中国的。 美国的衰落是肯定的，但是哪个方面会成为美国这堵墙倒掉的最后一推，已经或隐或现；但是美国整体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是首屈一指的。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内部不出现问题，战胜美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内部的问题，不简简单单的是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谁会在最终的较量中胜出，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斗争的过程。